「當初走不下去，或許已經說明了我們並不合適。
想像一下，若一本經典小說在書展參展，結果被策展人安排如同上述一般貼在天花板上，這時候若你爬上梯子，仰著頭辛苦的讀完了小說某個段落，你體會的並不完全是小說家的作品（一個故事），而是策展人的作品（一個包含上梯子、閱讀文字和肩頸酸痛的體驗）。體驗小說的方式通常是照順序閱讀文字，而不是把書放在手上感受重量，或者從最後一頁讀起。
藝術品「規定」了你如何體驗 在〈The right way to play a game〉這篇論文裡，哲學家C. Thi Nguyen指出每樣藝術品都伴隨著一組規範（prescription），初步指引我們該如何對待此藝術品，例如： 畫作：用看的，不把重點放在作品的立體特性 雕塑：用看的，把立體特性列為重點，一般來說不能摸 互動藝術品：把立體特性列為重點，可以摸和操作 如何體驗藝術品，這是有跡可循的，同樣一個東西，若用好幾個不同方式體驗，它會成為好幾個互不相同的藝術品：同樣一疊裝訂好的紙可以是書，用來照順序翻閱。藝術品有正確的「擺法」嗎？ 藝術品的擺法重要，因為擺法決定了怎樣的「觀看方式」才正確。NYC I, 1941 by Piet Mondrian,has been displayed upside down at various galleries for 75 years Susanne Meyer Büser noticed the painting was displayed upside down earlier this year while researching for a new show on him.The thickening of the grid should be at the top as a dark sky pic.twitter.com/1S51JLQ39J — Ingrid (@Ingrid77980505) October 31, 2022 紐約當代藝術館不是唯一搞錯藝術品擺法的單位。※感謝石貿元和吳貳說給本文初稿的諮詢意見。也可以是雕塑，以特定方式擺放，只能看不能摸。
文：朱家安 荷蘭抽象藝術家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的作品《紐約市I》自1945年起公開展出，但最近有藝術史家指出，七十幾年來這幅畫似乎都被掛顛倒了。照《衛報》報導，藝術史家Susanne Meyer-Büser比對了蒙德里安工作室的照片，認為不管是1945年起在紐約當代藝術館還是稍後在德國北萊茵－威斯伐倫藝術品收藏館（Kunstsammlung Nordrhein-Westfalen）的展出，都把這幅畫給掛顛倒了。我們在這個懸念下不知不覺踏入作者創造的世界，也在這裡看到了《盲目》的鏡像版。
要不就是一種清晰的視力，司法部長說。「投票日這種天氣真是太糟了。愛因斯坦說想像力比知識還重要，就是這個道理。無知，則是他用來諷刺人物的行為和處境。
」 這下怎麼辦？為了讓政權取得合法性的基礎，總理不得不上電視公告，投票將在下週日再辦。美國文評家哈洛・卜倫在《天才：一百個模範創意人的馬賽克》裡，甚至說薩拉馬戈是「當今世界上最有天賦的小說家」，以及「即將到期的文學類型的最後巨人之一」。
他老人家卻在六十歲以後迎來大爆發，陸續完成了《里斯本圍城史》、《耶穌基督的福音》、《盲目》等膾炙人口的作品。我們不要忘了先前諾貝爾獎對《盲目》的頌詞：「他以想像力、同情心和諷刺力支撐的寓言，不斷使我們再次領悟到一個難以捉摸的現實。小說家不像詩人可以早熟，一般傑作大多在三十到六十歲間完成。但陌生化從來就不是科幻小說的專利，從神話開始，歷經英雄傳奇、靈異、怪談、民間故事、羅曼史、童話、寓言、遊記，直到現代的科幻小說，都屬於這個超自然傳統。
現在大家都知道異境化、陌生化（estrangement）的重要性了。陌生化說來容易，但要讓讀者不知不覺沉浸其中，最重要的還是技藝。庇護所內，黑社會流氓的食物剝削和強姦暴行。文：賀景濱（作家） 【推薦跋】看見了，然後呢？ 小說，作為能包容各種文體的敘事藝術，其實也有很無力的時候，尤其是碰到性與政治時。
全書但見作者絮絮叨叨娓娓道來，他不只是個說書人，也是個評書人。一個可以想像的世界，總是比一個可以實現的世界更動人。
「那我想我們現在只能繼續盲目地摸索向前了，總統抱怨。《投票記》的前半部就是齣荒腔走板的政治喜劇。
結構式的寓言，比如湯瑪斯・摩爾的《烏托邦》，其實有一個淵源久遠的老祖宗，而且在人類的敘事長河裡從來不曾缺席。馬克・吐溫說，喜劇，是悲劇加上時間。他在書中大膽挑戰國家敘事、責問宗教權威、諷刺失能政府，也為他贏來了諾貝爾文學獎。薩拉馬戈很聰明地採用結構式的寓言做為小說骨架，因此不用任何口號和教條，就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可能的世界。從來，性就是只能做不能說的禁忌，政治更是謊話連篇的權術。「但更糟，糟的多的，是那些窗前完全沒有人，彷彿這些官員的車隊愚蠢地逃離虛無。
要形容這種新腔調很難，英國文評家詹姆斯・伍德的點評最一語中的：「他小說的獨特基調，來自他敘述時好像他是一個既聰明又無知的人。從二十五歲出版第一部作品，他默默寫了數十年，直到六十歲才以《修道院紀事》贏得注目。
薩拉馬戈最讓人佩服的，是在這兩部寓言裡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敘事腔調。「投空白票和前一次的盲目一樣，是一種破壞性的盲目。
」聰明，展現在每一頁綻現的智慧火花。但他並不止步於《盲目》（葡萄牙原書名：關於失明的散文）的成就，身為無政府主義的共產黨員，九年後，他推出了續集《看見》（葡萄牙原書名：關於清晰的散文），也就是你手上這本《投票記》。
但在那個異世界裡，不管是作者或讀者，都必須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價值觀，來表達對世界的希望和恐懼。」小說以令人提心吊膽的首都市長選舉開頭，突如其來的滂沱大雨讓投票所空空蕩蕩，直到下午四點，市民忽然傾巢而出，內政部只好將投票截止時間一延再延，計票結束時已過午夜（像不像上次的台北市長選舉），但有效票數不到百分之二十五，「廢票極少，沒有投票的也極少，其餘的超過總投票數的百分之七十，都是空白票。」 照理，這種意識形態鮮明、政治旗幟大搖大擺的作品，注定會是小說的大災難。對某個事物的了解，往往會導致對另個事物的無知，這是我們現實經驗的侷限。
最後的放大絕竟是走為上策，中央政府決定凌晨三點摸黑撤離首都。」 兩者說是鏡像版，更精準地說，是哈哈鏡版，映照的都是政府的無能和失能。
讓《投票記》脫穎而出的關鍵，是薩拉馬戈擺脫了寫實主義的桎梏和控訴傳統。我們上次看到的悲劇是盲人庇護所外，軍隊虎視眈眈的圍堵和格殺。
米蘭・昆德拉說過，小說是道德判斷止步之地，但即便過了二十世紀，能在這兩個領域嶄露頭角的作家，仍然屈指可數，例如蘭陵笑笑生、例如D・H・勞倫斯、喬治・歐威爾和賈西亞・馬奎斯。前作寫的是市民如瘟疫般的集體失明，陷入集體恐懼下的道德困境。
這次，我們看到是荒唐的內閣會議和荒謬的決策過程，從總統、總理到內政部長、國防部長、文化部長，各個心懷鬼胎、暗中算計，卻又馬屁滿嘴，聖上英明。」 不料，「歡送」他們離去的，竟是所有市民用提燈、檯燈、聚光燈、手電筒照亮的光之河。它們的共同點是直指一個跟現實經驗不同的世界，跟現實斷裂的世界，從而讓讀者產生嶄新的認知，推斷我們真實的處境這份指標是全國監督議會聯盟（全督盟）發表，他們是由公民監督國會聯盟與各地方監督議會團體共同合作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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